IM体育在当前中国教育中，减负成为了一个最响亮或最特殊的概念。无论是教育界还是社会层面，全国上下都在围绕“减负”目标发力。“双减”实施两年以后，学生的负担到底减得怎么样呢？

　　日前，新教育研究院院长、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在线上开展了关于“双减”效果的调查，其中，认为现在孩子的课业负担“适当”的人达60.79%，作业量减少是大家满意的主要原因。但初中主科作业依然较多、“评价不变，减负空谈”也成为大家对现状不满的原因。

　　“当前，这一轮减负面对的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，跟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。突出的特点是少子化和老龄化，学龄儿童大幅减少，学习压力以及‘内卷’严重。同时，还面对高学历人才‘过剩’和基础劳动力缺乏的情况。”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、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杨东平表示。

　　如何从源头减负？杨东平称，中国需要新的教育哲学，需要实质性的教育制度变革，实行自上而下的顶层制度变革，实行“源头减负”，而不是仅仅在学校和家长的层面上做“末端减负”。

　　“进一步推进‘双减’，需要顶层的制度改革，考试制度、升学制度、评价制度不改，仅仅让老师和学生去改，这是不现实的。”

　　杨东平认为，把减负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实践，首先是要树立新的教育观、学习观、学生观，形成低竞争、低评价、低管控的教育生态。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、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顾明远表示，当前教育面对着种种挑战。当我们展望2050年，我们应该继续做什么？我们应该抛弃什么？我们应该创造什么？

　　顾明远认为，教育永远要将培养学生的理念信念、道德情操放在首位。教育的本质就是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。“学校是学生集体学习、共享学习成果的最好场所。我主张学习不能讲竞争，现在学校讲竞争，学习讲竞争就扭曲了孩子的心灵。”

　　香港大学荣休教授、原副校长程介明提出同样的担忧。他在线上演讲时谈到，社会已经不是原始的工业社会形态了，这是全球面临的时代挑战。教育如何摆脱纯粹的经济话语？这就需要重新思考教育的目标、重新定义教育质量。

　　程介明表示，社会的发展需要自信、从容、有尊严的一代。他提出了四个思考：把素养放在舞台中心IM体育，如何培养品质高尚的人才；深化学习话语，如何把学习还给学生，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；如何为师生开辟空间，避免成绩、考试、学历占据全部空间；如何淡化“尖子生”，变为多元概念。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、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张志勇建议，教育要健康发展，政府层面应该有所作为：一是清理功利化、短视化的教育行为，要给教育战线创造一个健康发展的外部环境；二是在教育公平配置上下功夫，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、公共服务均等化，从源头上解决教育“内卷”；三是要给改革和创新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。

　　当前，社会和学界有人认为“减负就是不让孩子学习”。张志勇表示，这其实是对减负政策的误读。减负是在调整教育结构，让德智体美劳的结构和谐起来，是在调整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结构，让孩子减过重的部分、补不足的部分，让孩子们的学习健康起来、环境更好起来。

　　“我们的教育生态在很多地方已经被破坏了，以升学为第一目标，而不是以育人为第一目标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德智体美劳的体系被肢解了，学校、家庭、社会教育同质化了，家庭教育则是补课、作业。”

　　张志勇称，说到底是立德树人的要求没有完全落实到体制机制上，教育的指挥棒在中小学实际上是考试分数和升学率，“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老大难问题”。

　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坚也表示，减负重要的是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。学生在喜欢的事情上花费的时间可能很多或更多，但学生并不觉得是负担。

　　刘坚及团队跟踪调查发现，能够保证每天睡眠时间充足，保证每天体育运动一小时，保证每天有营养早餐、不出现手机依赖、可以每天自主阅读半小时以上的中小学生，在学业成绩和幸福感上都表现很好。

　　杨东平称，现在的过度教育，是以提前教育和过度操练为主。他认为，要从源头上减少课程数、学时数，大幅度降低教学难度、考试难度。同时，教育从源头上减负还要推行小学的全科教师模式，改善教育生态，改革并适时地取消中考，促进高中教育的发展和多元化均衡。

　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王烽认为，之所以学生学业负担重、竞争激烈，最重要的原因是教育体系没有给人才多样化成长提供丰富的机会。

　　“一方面是教育内容严重脱离实际、脱离社会。另外一点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学校都是排了序的,所有家长肯定愿意往排在前面的学校挤。当前很多普通高中过于单一，不够多样化。”

　　王烽认为IM体育，坚持高中阶段的多样化是源头减负的重要途径和关键点。“高中阶段是教育体系的腰部，如果它不多样化，整个教育体系就没法多样化，而目前它却是一个瓶颈”。

　　王烽谈到，推进高中多样化有两条路径。一是学校多样化。一批中职学校和一批普通高中可以办成综合高中，将来形成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、职业特色的综合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三大高中阶段学校体系。“在职普分流的国家，比如欧洲，学校多样化显著，比如语言高中、艺术高中、职业教育。美国高中办学采取的就是综合高中模式”。

　　二是课程多样化。“我们国家的高中课程中，学校自主权少，学生选择权有限。课程没有难度梯次，或者有难度梯次，只不过分成普通班和实验班”。

　　王烽认为，实现高中多样化首先要扩大高中教学自主权，特别是校内课程的学分设置,还要加强课程资源和师资建设。同时，初中和小学阶段一定要减课，让学生广泛接触实践。从小学到高中，职业生涯教育要跟上。此外，还需要开拓升学路径，加强区域的教育资源统筹。

　　原国家副总督学、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原司长、清华大学教授王文湛认为，工资制度、劳动制度和社会观念是当前分配、分工、分层的决定因素。“所以说，学生负担重，源头在社会，不在教育”。

　　谈及中小学负担重的原因，王文湛表示，从教材角度来看，我们的教材说难也不难。在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10个国家中，中国教材的难度大多排在第4-6位之间，属中等水平。

　　“跟过去相比，当前课程内容分量大了，课程越来越多了。课程难度也增加了，过去高中不讲微积分，现在讲了。现在高中不讲三角，把三角挪到初中了。过去小学不讲代数，现在讲了”。

　　王文湛介绍，学习时间长也加重了学生的负担。我们的学生有大量的作业，且作业质量并不高。

　　校内减负校外补也是中小学生负担重的原因。王文湛表示，“双减”政策出台以后，校外培训情况有所好转，但还远远没有解决问题。

　　“课后延时服务”是国家“双减”政策下的一项实践措施，其直接目标是帮助家长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接送的难题。“课后延时服务”实施已有两年多，教师、家长和学生感受和评价怎样？

　　李镇西近日在线上开展了关于“课后延时服务”的调查。调查共收集有效样本31205份，覆盖了全国31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。

　　调查结果表明，自从开始“课后延时服务”，师生在校时间加长，普遍反映压力与负担都在加重。调查中，教师反馈统一的“课后延时服务”无法实现个别学生的单独辅导，兴趣培训、社团以及拓展活动等“延时服务”没有足够的师资与场地，延时服务的类别逐渐变成文化课补习。

　　有教师反映工作时间过长IM体育，以至于没有充足的时间备课、教研、充电，甚至晚上和周末的时间被各种会议挤占，导致无法照顾家人，就连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受到影响。

　　对“课后延时服务”课酬，教师的主要反馈是课酬未发、少发、迟发或发放不合理、不均衡、不公开，经费有挪用情况。同时，教师也反馈课后延时服务课酬太低。

　　家长们普遍反映自己接孩子的实际难处得以解决。一部分家长反映被要求参加延时服务。不少家长对于“课后延时服务”带来的问题提出异议，比如户外活动减少、放学安全隐患、用餐时间推迟、近视问题加剧、睡眠时长不足。

　　李镇西认为，“课后延时服务”政策的执行要关注到城乡差异，因地制宜。可以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，引进社会资源，招募志愿者或义工。

　　他建议，课后延时服务可以引进校外专业人员或有资质的教师承担。同时，应该有充足的经费保证，财政适当补贴学校，家长适量出钱购买服务，支付教师合理的加班课酬。